杨迪，沈阳军区原参谋长，当年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亲身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参加了我志愿军统帅部的决策及战争指挥的全过程，是少数健在的抗美援朝战争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在《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回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战役决策的情景。下文便是书中的节选。
1951年6月10日，第5次战役结束后，据我所知，当时美国政府已通过中立国和当时苏联，向我国提出在朝鲜谈判停战的要求。彭总在7月1日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彭总还设想：如敌北犯甚急，第3、第19兵团准备不及，即以担任一线防御部队加二梯队4个军于8月中旬“进行中等性的战役”。
彭总根据他上述构想，即指示志司作战处拟制准备第6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预定先以第一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反击，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25师（两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另以5个师作为战役第二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
志司作战处遵照彭总的意图和指示，即拟制了第6次战役预定方案，准备待朝鲜雨季过后，于8月中旬实施。
1959年，彭总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也涉及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人说，第6次战役计划是彭德怀擅自制定的，违背了毛主席确定的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脱离了当时我军的实际，“搞左倾军事冒险”，并以此定为彭总“与中央对立”的罪状之一。时至今天，彭总的冤案已得到平反，但第6次战役计划，仍然是被否定的。
对这个问题，我反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彭总指示我们志司作战处制定第6次战役计划，是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制定的，怎么能说是彭总擅自制定的呢？为了把这个情况写清楚，写准确，我与在军事科学院的当时志司作战处作战科长孟照辉同志通了电话。我们两人用电话进行了几次较长时间的对话，一直到交谈清楚。
孟照辉同志说：对第6次战役计划的一些说法，多是同打小歼灭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必要先说说毛主席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指示和彭总对这一指示的态度。毛主席总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历次战役经验，于1951年5月26日第5次战役即将结束时，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经完成了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带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就行了。”在打小歼灭战的方法样式和规模上，毛泽东主席指出：“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它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将敌削弱，明春（注：1952年）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孟照辉说：“5月27日，彭总致电毛主席，非常明确的表示说：‘军事方针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紧接着彭总便根据毛主席指示，草拟了一封信，报送毛主席审批后，于6月2日，即将此信转发给志愿军各军。这就可以看出彭总是完全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打小歼灭战的指示的，根本没有“与中央对立”。
孟照辉说：“抗美援朝战争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以后，战争双方已成势均力敌，都在谋求新的战略，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准备同中朝进行停战谈判，谋求所谓‘光荣的停战’。5月31日，美国直接向苏联作出了表示。6月4日，毛泽东同金日成在北京会谈作战方针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这就是说，此时。敌我双方正在酝酿进行停战谈判，第6次战役计划是在这一形势背景下制定的。评说第6次战役计划不能脱离这一基础。
对于第6次战役推迟的内情是怎么回事？孟照辉说：有材料证实。1951年7月24日，彭总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对停战谈判的看法和我军作战准备。彭总说：“美帝国主义处于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战役胜利，……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和平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继而彭总提出：“我（军）于八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九月举行。”7月26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彭总意见，毛泽东主席说：“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攻势是完全必要的。”停战谈判进入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讨论时。美方反对以‘三八线’为界，借口要凭其海空优势，企图不战而夺取我方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以军事进攻相威胁。为打击敌人疯狂气焰，8月8日彭总将战役反击的决心部署上报毛主席。彭总在报告中说：“准备连续激战二十天至一个月，我第一梯队九个军疲劳伤亡不能再战时，将第二梯队……共九个军适时投入作战，再持续一个月的攻势。……打破以往六、七天短时攻击。每月消耗敌四万左右，美帝似有可能屈服求和。”
我对孟照辉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1951年8月17日，彭总指示志司作战处，以联司名义向部队下达作战预令，即《第六次战役预定方案》。预定先以第一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首先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军第25师（两个团）和南韩军第2师。另预定以5个军组成战役第二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
8月21日和22日彭总两次致电军委，同意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决定：“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8月21日，毛主席电示彭总，要彭总认真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毛主席还向彭总提出：“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8月23日彭总复电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彭总说：“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
我们当时只知道彭总指示要作战处如何制定第6次战役的计划方案，以后又要我们如何修改方案，而不知道上层的这些内情。第6次战役没有实施，是由于敌人为了配合其在板门店的谈判，已开始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即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写的《粉碎敌人1951年的夏秋局部攻势》那一节。我军经过5个月的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夏秋季的局部攻势，歼灭敌人16万余人。敌人承认进攻失败，‘得不偿失’，被迫于11月27日与我方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自此以后，战争已重点转到阵地防御作战。情况变了，第6次战役计划自然也就不再提及了。
根据孟照辉同志所说的这些内情，我有以下两点认识：第一、第6次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停止执行。完全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绝不是彭总的擅自行为“与中央对立”；第二、第6次战役计划的气势很大，但歼敌目标不大。这说明，我们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已吸取了以往张口太大，不易全歼敌人的经验，而不是在图谋打大歼灭战。有人说彭总仍图大打，以报第5次战役转移时受到损失之仇，这种认识不仅没有根据，而且是很错误的。
从敌人方面当时的内部情况，也充分证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战略、战役决策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6次战役的准备，对敌人的压力是很大的，它束缚了敌人的手脚。在当时，敌人百般阻扰拖延停战谈判，却不敢使谈判破裂；想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迫我屈服，也只能实施局部进攻，而不敢实施全面进攻。敌人的决策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敌人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同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重兵在握，备而不发的方针是有直接关系的，起码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古人言兵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我想，第6次战役的准备活动，应属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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